reference: Sewell, William H. 2005. Logics of History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g: #historical-sociology #temporality[[Wallerstein1974WorldSystem]] #william-sewell related: [[Wallerstein1974WorldSystem]] [[Skocpol1979revolutions]] date: 2022-11-24
第一章 理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是学科分化的产物，“历史学家旨在记录研究对象之独一无二的‘个殊式’（ideographic）或‘描述性’（descriptive）的研究，和社会学家力求建立通用法则（或至少是有效的概括）的‘律则式（nomothetic）’或‘解释性’（explanatory）研究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等到修完正式课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但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而社会科学家们尽管在理论方面有无限深入的见解，却常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感到迷惘。”
历史学家知道什么
对时间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构成和转型有一些共同的假设。时间是
- 决定性fateful的：已经完成的某个动作和经济过的某个事件是不可磨灭的。
- 偶连性contingent的：事件的效应会被特定复杂的时间序列所偏转。历史时间是波澜起伏、不均衡、不可预知且不连续的。
- 错综性complex的：不同时间性的社会进程，渐进或者长期的社会趋势，大众反复无常的舆论声音，特定突发事件，中期政治策略，突然的个人决定，经济波动或者气候变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方式发生，组成特定序列。
- 事件性eventful的：事件可能会加快历史的进程，重塑社会关系。
- 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社会世界中存在怎样的实体、它们如何运 作以及它们自身的含义都会随时间彻底改变。历史的情境化：用行动发生的世界所特有的语义semantics、技术和惯例（简言之即逻辑）去理解某个动作或者言说（utterance）及其后果。日常发生或事实在时间上的精确位置是重要的。
对历史学家来说，对社会生活的时间性 的可行假设只是习以为常的事实，而非理论问题的一部分。通过研读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并内化他们叙述历史的变迁与延续的方式，历史学家潜移默化地认识到了时间性的概念。
社会科学家知道什么
- 结构性思维：试图厘清他们认为在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并系统性地阐述它们的动力学。
- 缺乏时间性思维：只要把社会文化的差异都归结于结构 ——制度设置、职业分布、性别成见、二元对立的分类法、消费偏好等等——的时候，这些解释就被认为是完整的。
- 对于宏大历史问题的兴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现代性、革命、帝国、文明兴衰。
第三章 三种时间性：迈向一种事件性社会学
- 历史社会学家的方法自觉：他们几乎永远都要在时刻警惕着人文主义倾向、持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者们环伺的学系中求存。强调方法论无疑帮助历史社会学保住了在社会学界的阵地，但这也掩盖了社会学“历史转向”潜在的激进内涵（Calhoun 1996）。
目的论时间性
- 社会学具有目的论的传统，历史是”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时间性表现“。”目的论的解释不是将历史上的日常发生的成因归咎于构成它的行动和反应，或是形塑、约束了这些行动和反应的具体条件，而是归咎于导致某些未来的历史状态的抽象的超历史进程。换言之，即未来的事件才是那个真正解释一些历史现在时（historical present）的事件。“
作为社会天文学家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因封建主义瓦解而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被称作“大发现”的欧洲地理扩张开启了无法抑制的全新发展动力。 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些地理大发现建立了作为其后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重要经济、地理和政治关系，即过于庞大以至于其中的任何相互竞争的政治单位都无法控制的、具有空间差异的世界经济体制。“[[Wallerstein1974WorldSystem]] “他也不认为地方共同体的动力学提供了理解全球社会发展的关键，而是正好相反：地方共同体的命运是由全球性、系统性层面因素的运作，并非由地方性因素决定的。要理解波兰或秘鲁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认识两国在世界体系分工中的位置，也就是依附核心的边缘社会的地位。但一旦开始把有时空局限性的地方性事件视为它们在世界总体演化中的位置的结果，我们就有接近目的论阐释的危险。”
查尔斯・蒂利和历史的主导过程
旺代：比较支持革命的瓦-索米尔（Val-Saumurois）和支持反革命的莫日（Mauges）。差异的原因是城市化。城市的发展意味着农村共同体的成员对一系列活动、规范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多的参与。”将一个地方性的研究视为关于城市化对政治影响的普遍科学化的社会学思考“。
- 瓦-索米尔：彻底、均衡的城市化使瓦-索米尔良好地适应了大革命带来的更为理性和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体制
- 莫日：后发但不完全的城市化使莫日地区的社会组织极不统一，在大革命的权力流向城市资产阶级及其乡村代理人时引致了激烈的对抗。
- 简言之，早期城市化的社会组织与成熟城市化的社会组织对大革命的反应是不同的。
但是，两地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不同”农耕文明“造成的，瓦-索米尔是”敞田围绕的大型核心村庄“，莫日是田地分散的散落的小村庄。”简言之， 蒂利的谬误在于将社会组织在社会地理学上的固定差异，变成了城市化这一抽象的主导过程的线性发展中的某些假定的阶段。“
”敏锐地分析了地方性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帮助瓦-索米尔的旧体制顺利转化为革命政府，但也致使法国大革命重整并重新定义莫日当时已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分裂，最终引发了不断升级且无法预料、以广泛 且持久的集体身份转换告终的一系列对抗事件。蒂利的研究在误用普遍化科学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部事件性社会学杰作。“
法国集体暴力研究 暴力形式的转变：反应性、保守、地方导向的暴力 – 主动性、前瞻性、国家导向的暴力 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集权被认为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权力，”永恒的催化剂“。 ”蒂利沉迷于自己的普遍化修辞，试图证明政治抗争来自不为人知的大型社会进程中的渐进变迁，而不是政体的变迁对 已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分裂的重整和重新定义，从而创造出新的集体身份。“
西达・斯考切波与实验时间性
[[Skocpol1979revolutions]]
整体性的时间被视为可以分割的、人为互换的、相互比较的时间单元。
“斯考切波将她的比较方法运用于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现代发 生社会革命的主要国家，尝试用分析建立能够梳理社会革命起因的比 较“自然实验”。她研究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还有两场没有 最终成为政治革命的重要政治危机（1807年至1814年的普鲁士改革，1868年至1873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两场没有变成社会革命的政治 革命（1640年至1688年的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1848年至1850年的德意 志革命）。在对这七个案例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斯考切波发展了一种有关社会革命成因的重要且精深的理论。她首先提到法国、俄国和中国三国在革命之前都在军事竞赛中落后于对手，这使它们要通过实施长远的行政、经济和财政改革来试图赶上竞争者。但三个国家的改革都遭到主导的地主阶级抵抗，当时他们在国内有足够坚实的基础来阻止、拖延和颠覆这些改革。这造成了深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只能靠一场革命来解决。这些思考让斯考切波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两个条件：一个在军事竞赛中落后于对手的国家，以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有足够力量阻挡国家改革的地主阶层。她通过检验普鲁士和日本的例子来强化以上特定原因，这两个国家都因为军事竞赛落败而陷入危机，但由于普鲁士和日本的主导阶级在国家面前几乎没有政治优势，国家机构内部的改革者在得以成功振兴国家的同时避免了政治革命的干预。”
“简言之，斯考切波用准实验性的归纳方法找出了社会革命的三个必要因素：（1）军事落后；（2）政治实力强大的地主阶级；（3）自治的农民群体。在我看来，斯考切波将这些因素概念化的顺序是：第一个因素诱发了政治危机；第二个因素的加入使政治危机成为政治革命；进一步加入第三个因素之后，三种因素将政治革命转化为社会革命。”
经验缺陷：
- 归纳法并不完全有效 布洛维：第一，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革命其实并不符合斯考切波因果理论的第一阶段，它们是完全的政治革命，而非由军事落后引起。1640年的英国革命起因的确是财政危机，但这场财政危机的起因却和军事落后无关，而1848年3月的德意志革命既不是来自财政危机也不是来自军事落后。斯考切波的比较事实上证明，在她提出的前两个因素缺失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意义深远的政治革命[[Burawoy1989SkocpolTrotsky]]
- 并不是三个因素俱全才能有革命 没有一个案例是因为少了一个因素而没有发生革命的。军事落后和强势地主阶级的结合足以发生革命。在中国的例子中，自治的农民群体是社会革命的后果而非前提。
实验性时间 - ”freezing history“: 试验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先于或晚于另一个，都必然被视为是不相关的。但法国革命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没有工人阶级。 - 实验性建设必须相互独立，但法国革命对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显然有影响。
布洛赫的比较历史观：”他会选择具有如下特点的社会进行比较：时间上属于同一时代的相邻时段，彼此有着相互持续的影响，终其整个发展过程都包含 着相同的原因带来的行动，且起源也多少相同。布洛赫选择比较邻近的社会，是因为这些社会最接近等价假设（47）。“（封建社会）
如何发展斯考切波的叙事优点：
- ”原本分别决定的进程间势态性展开的互动“
- 与比较实验归纳法大不相同的是，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发展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为多重因果叙事（multiple causal narrative）的有效策略。也就是说，她要研究出一种革命进程的初始理论，研究事件在扭曲或重整结构的过程中怎样引发后续的转型事件。
- Lakatos 1978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VS. context of discovery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事件时间性
事件是路径依赖的，较早时间发生的事件会影响稍后发生时间的潜在结果。……事件不只能改变运作着的因果力量的平衡，还改变着偶然事件或情境下的特定逻辑。……因为社会关系中的因果规律无论如何都有赖于文化范畴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事件从而能改变社会的因果规律。
目的论的路径依赖 vs 事件性的路径依赖
- 目的论时间性否定时间的异质性……不仅假定各阶段内具有因果同质性，还认为不同阶段之间具有高度异质性。马克思主义：偶然性的”倒退“不会改变历史进程的长期的方向。
- 偶连性是全局性的，”偶连、非预期且本身不可预知的事件，能够抵消或改变历史最持久的趋向。“
特劳戈特的组织假设 Traugott 1985
- 同一重要事件造成的不同效应。
- 问题：1848年法国革命对两个工人群体的影响，国家工场National Workshop是1848年6月大型劳工起义的核心，流动卫队Mobile Guard则是镇压前者的工人。为什么会产生分歧？
- 马克思：流动卫队是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但Traugott发现六月革命的起义者与卫队的职业构成是一样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观点，见[[Brumaire]])
- 组织假设：卫队和起义者行动上的差异源于1848年2月到6月之间的集体体验。两个组织都是缓解失业的临时组织。
- Mobile Guard能组织起来的原因：团结的军官团队、军队与普通民众的有效隔离、快速回应士兵的实际不满。
- National workshop是军事化组织的，具有团结的军官团队，而且领导者注意成立工场成员的政治俱乐部，以与街区区隔开，保证了初期的温和。 但存在隐患：在克服实际不满方面收效不佳，没有能够为失业工人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工场成员住在街区，没有与街区彻底区分开来。
- 政府解雇了领导人托马，促使工人中提拔的低级军官转向左倾。
- 组织假设这一概念没有揭示出事件性的本质。
- 时间的时机影响了结果：流动卫队对缺少制服的极度不满在6月前得到 圆满解决，确保了他们对政府的忠诚。
- 因果异质性：托马创立的保证工人政治温和的组织结构，在危机到来时起到了激化作用。
- 偶连性: 事件的进程是偶连的而非必然的。
- Traugott在强调组织和阶级的影响的同时，也强调时机、个性、选择、偶连性对因果性的限制。
基梅尔道夫的多元因果语域
- 1930年代-1950年代纽约市和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工会。为什么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码头工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工会？ 西海岸ILWU坚持社会主义，东海岸ILA政治保守且长期讹诈。
- 多元因素，不能归结为单一因素
- 劳动力的招募方式和文化有着本质不同，西海岸的码头工人来自伐木工人和海员，高度团结。20世纪早期受到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这一组织的团结。1930年代有Harry Bridges的领导和号召。东海岸的码头工人来自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在码头上划分势力范围，爱尔兰人族群由天主教会控制，意大利人由包工头制度控制，因此工作文化更保守。
- 航运生态不同。西海岸有三家大型美国企业，压迫工会比较严重；东海岸航运业比较分散，无法遏制工会的联合阵线，工会比较成功就相对温和。
- 非结构性因素：两地共产党策略不一。旧金山当地的共产党在温和的工会中发展激进派；纽约的共产党固守支持分散的左翼工会的策略。”最终，“大罢工”和“血色星期四”（1934年7月5日）的 文化汇编（codification）使西海岸工会戏剧化的激进行动持续了下去， 这体现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团体“1934年的抗争 者”（’34 men）。“
- ”这重述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根据持续时段区分的三种历史：结合了改变极其缓慢的地质、地理、社会和心理结构研究的结构史；结合了对长度虽不足百年，但仍持续了数 十年的经济和人口周期的研究的势态史；以及结合那些通常被布罗代尔认为在政治中昙花一现，并贬为历史浪潮中的浮沫的事件史（Braudel， 1958:1966）。“……”基梅尔道夫的论述也理论性地提出了在以影响人类主体为中心的同一个因果关系宇宙中，兼顾结构、 势态和事件的方法。“
- 基梅尔道夫的两个可以发展的观点
- 事件会在事后被回顾性地挪用，以产生结构的制度化。
- 事件能够形成新的行动者群体并赋予其权力。
事件性的社会学？
”社会进程本质上是偶连的、不连续的和开放的。……这一切都表明，对社会进程的充分的事件性记述，看起来会更像是精心编造的故事或叙事，而不是物理定律。……传统上来说，历史社会学家 与其把历史学家看成是真正的学术合作对象，倒不如说是有用的懒汉。 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收集史料和构建叙事这样的烦冗工作；历史社会学家则将这些叙事作为原材料，进行更宏大、理论更复杂的分析。“
”应当指出的是，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的叙事和我对这些叙事的理论化，都保留了社会学一直以来对成因的关注“
宏观历史与事件时间性
逻辑缺陷：两个事件性的例子都是短时空的例子，天然适用事件性分析，社会变迁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时，事件性的干扰会减弱？
迈克尔曼的研究
考古遗迹证明，相对复杂、足以组织大量人力的社会单元（或许该称作原始国家）在史前时代反复出现，覆盖的地域相当广泛，但这样的发展极少突破成为文明。为什么通向文明的缺口如此罕见？
大多数早期文明的”一般演变趋势是先出现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然后是在城市、文字、国家、广泛的劳动分工和永存的社会分层几近诞生时停滞不前的循环模式。曼猜想，造成停滞的原因是这些社会秩序中的君主或首领缺乏权力资源，这使他们无法对他们的臣民施加持续的权威，也无法建立能永久性剥夺受压迫群体获得资源的权力的分层系 统。这是因为被统治者通常可以选择逃离 新生的权力关系，可以是自身逃到未来暴君控制范围以外，也可以转而支持可能会给他们更好待遇 的另一位首领。除非臣民的肉体被禁锢，以防止他们在不满时逃走，否则不会发展出文明不可或缺的系统性压迫。“
”只有在极少数例子中，等级社会出现在人民可以被禁锢的地域， 人们才能被引导或强迫顺从某个君主或贵族的长久权威。正是由此，大多数的原始文明都诞生在受河水泛滥灌溉的河谷：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国来说诚然如此。这些河谷相比其他地区能养活更密集的人口。而一旦引入灌溉，人口将变得十分稠密且依赖灌溉农业， 这有效地消除了民众逃离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权力才得以集聚资源，并产生文明赖以出现的特殊阶层、文字、权力技术等。
曼强调了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四种不同形式的权力。这四种权力网络很少在空间上重合，而是任何时候都具有内在的异质性和空间上的不均衡性（22—28）。
社会是由重叠的组织网络串联而成，而非紧密整合的社会体系，这样的观点要成立，显然是建立在这些网络之间偶连的时间性势态可能存在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建立在历史转型可能存在的基础上。
- 边地领主（marcher lords）：尽管边地领主在哪都造成混乱，他们与文明核心间关系的影响在每个事例中都取决于其特定的生态、组织形式、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
- 间隙性意识形态（interstitial）：间隙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就必然要解释有可能相互重叠却分别形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同处一个文明空间。而这些间隙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显然极为不同。根据曼的说法，印度教促成了高度静态的印度文明，基督教造成了罗马的衰亡并继而成为极具活力的欧洲文明的外衣，而希腊思想则陆续或同时成为了罗马精英意识形态的关键元素、基督教神学的哲学框架，以及阿拉伯思想及其后欧洲思想中活跃的科学发展的基础。
- 历史变迁的方向性：否定进化论，但“一旦被发明，主要的基础技术（infrastructural techniques）似乎就不可能再从人类实践中消失”（534）。曼从中告诉我们，社会权力随时间而积累。
曼的“宏观历史无疑认同全局偶连性，且事实上展示了偶连性如何从发展不均衡、相互重叠的异构权力网络中不断涌现，混合了路径依 赖与本质上受制于早前偶然事件发展的文明的后继历史。而且，他的因果性在时间上是异质的，例如，构成“文明”的权力网络一旦形成，在有 效禁锢人口之前，本可以导致集中的权力资源的崩溃和消散的民众不满 水平就达不到这种效果。”
“在我看来，曼以我所认同的方式运用了比较方法：提出命题，并由命题揭示已知事例中相似因果过程的势态性展开的能力来检验其潜在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