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hmann, R. 2020. First Class Passengers on a Sinking Ship: Elite Politics and the Decline of Great Powers. NY: Verso.
在这本书中，拉克曼试图继续发展在_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_一书中关于精英斗争的理论，以帝国各精英的斗争过程解释帝国霸权的衰落，并试图通过对早期帝国霸权的解释，理解当前美国霸权的衰落。本篇笔记分为上下两部分。
Part I
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帝国的定义延续了Julian Go广为接受的标准，将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尼德兰、不列颠和美国视为六个具有全球性的经济和地缘影响力的帝国（但为什么没有讲葡萄牙？），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苏联由于不具备全球性的支配能力而被排除在外。“帝国”不一定是“霸权国家”，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强加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到所有其他国家时，才具备霸权。按照这个标准，西班牙和法国从不是霸权国家，而尼德兰、英国和美国则先后取得过霸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霸权定义与世界体系理论是一致的，强调霸权的强制性，但与Michael Mann的定义不一致，Mann更强调霸权的弥散性。因此，作者的经验问题是：为什么法国和西班牙帝国都没有获得霸权，而尼德兰、英国和美国则获得了霸权但又失去了（或即将失去）？
既有解释
作者认为，既有的帝国衰落理论可以分为四类，不妨称之为文化衰落说、环境压力说、世界体系说、财政能力说。总得来说，他认为这些理论都不具备解释特定案例的能力（即为什么是某一国获得霸权国家而非其他国家），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没有将帝国扩张理解为国内政治的衍生。这一观点我会在后文加以讨论。
文化衰落说滥觞于Vilfredo Pareto，他认为帝国长期的富裕生活使精英失去帝国扩张必要的进取精神。这一说法近年来有所发展，Acemoglu和Robinson（Why Nations Fail）认为帝国都是汲取型国家，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Ferguson (Colossus)认为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衰落了，精英青年不崇尚帝国主义而崇尚财富积累。作者认为企业家精神往往不会随帝国衰落，而只是从商业/制造业转向金融（“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意义太含糊了）；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时有很强的帝国主义教育，精英取向的转变不是因为教育的缺乏，而是回报模式的转变。
环境压力说认为，帝国统治的繁荣促使人口增长，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引发一系列灾害而威胁帝国统治（Diamond；Goldstone）。但这一解释只适用于与外界相对孤立的古代帝国，而非通过贸易与外界广泛联络的近代帝国；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并非一个目的论的结果，而需要国家、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的博弈中产生出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这本身是需要解释的；帝国扩张对人口增长本身有弥补作用，两者为什么失衡也是需要解释的。但作者在经验部分没有正面回应这种理论。
世界体系说源自于列宁，他指出工业资本主义必然通过“大工业”而形成垄断，成为金融帝国主义。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帝国不能完成这一转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日、德、美）从这一转变中获益。Arrighi的理论对每一时期内霸权国家的形成条件解释比较清楚，但没有解释霸权国家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这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获得了霸权。我认为作者对世界体系的批评比较弱，这是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超越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点我也会在后面专门讨论。
财政能力说有两种主要理论，一个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他认为帝国衰落是因为殖民地在扩张中承担越来越大的社会维持经费和防御开支，使得帝国维持成为得不偿失的事情；另一个以查尔斯·梯利的财政-军事理论为代表，认为帝国兴衰是财政能力与军队能力之间路径依赖的过程，军事胜利扩大领土和税基，进一步扩大财政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军事失败则导致恶性循环。他认为两者都将帝国的财政能力有限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而忽略了财政能力为什么有限是需要解释的。财政能力有限缺乏经验支持，对肯尼迪的理论来说，不同帝国之间的财政汲取能力是有差别的，尼德兰的财政汲取能力一直不突出，而不列颠帝国一直是有利可图的；梯利的理论仅仅符合英国的情况，尼德兰、法国和西班牙在扩张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财政能力的提升。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帝国无法取得霸权或霸权衰落是因为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精英处于特定的关系中。“精英”在这里定义为通过特定组织从非精英中汲取资源的统治群体，因此精英是一个组织概念，是以其获得资源的组织来界定的。有四种精英关系可以阻碍帝国成为霸权：（1）宗主国内部精英斗争严重；（2）殖民地精英高度独立于宗主国；（3）宗主国受到单一精英支配；（4）宗主国缺乏控制殖民地精英的基础权力。我认为这四种关系的分析性比较弱，比如（2）和（4）之间有很大的重叠；（3）与霸权衰落之间的逻辑关联很不清楚。
西班牙
西班牙案例要解释两个问题：（1）为什么西班牙帝国不能获得霸权；（2）为什么西班牙帝国在不能获得霸权的情况下可以研习。
对于第一个问题，简单说是因为西班牙宗主国无力支配殖民地寡头。16-17世纪哈布斯堡王室为了在地方上持续压制教会，不得不笼络贵族，以致于地方贵族势力强大。西班牙王室无力维持常备军，只能依靠贵族来控制军队。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也通过贵族和商人支持（关于伊莎贝拉变卖珠宝支持哥伦布探险的传说，恰恰说明了王室资金的紧张），导致美洲出现大量的殖民地寡头。西班牙王室无力在美洲建立官僚系统，只能通过向寡头授予特许权（encomiendas）获益，寡头获得支配领域内劳动力和矿产的权力。寡头尤其利用了三十年战争（1618-48）的机会迫使王室让渡更多权力。王室也试图牵制寡头，如查理五世试图扶持塞维利亚商人。但是西班牙的贵族太强，生产关系本质上是封建制，商人缺少劳动力和土地来发展制造业，美洲资本只能经过塞维利亚流入法国、尼德兰和英国等制造业较强的地方，使得塞维利亚仅仅成为一个转口港。到17世纪下半叶，美洲商人与西班牙直接交易面临高额税收，又容易受到尼德兰和英国的劫掠，因此渐渐放弃了直接贸易。到18世纪，英国颁布自由港法案，进一步吸引商船离开西班牙。西班牙支配美洲贸易的可能性就彻底没有了。
但恰恰因为王室的弱势，他们不得不在美洲以卖官鬻爵的方式聚敛财富。这种形式不能很好地解决王室的财政困难，却减少了王室直接任命的美洲官员，进一步增加自治权。殖民地官员与掌握特许权的经济精英之间无法建立团结，因此没有形成反抗西班牙的力量；但精英又足够团结，能够镇压地方叛乱（1780年代秘鲁叛乱、1812-13年委内瑞拉叛乱），因此使西班牙的势力延续下来。一旦拿破仑以他哥哥取代波旁王室，切断了王室与殖民精英之间的庇护关系后，精英就开始反抗，西班牙帝国很快就在1820年代瓦解了。
法国
法国案例讲了两个帝国，路易十四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帝国。路易十四的帝国主要问题在于，16世纪加勒比海域的殖民地由新教徒控制，法国只能压制这些地区的发展。到路易十四时期用法国东印度公司经营这些地区的甘蔗种植园时，尼德兰已经控制了加勒比海地区的糖业贸易。法国不仅要借助尼德兰公司，还要维持海军保护制糖业，以致于殖民扩张收益很低。路易十四之后王室主要以限制英国的扩张作为殖民地的目标，而不将其视为一种经济收益的需要，体现在支持印度王子叛乱（1757）和美国革命上。但前者反而使英国控制印度全境，后者虽然成功，没有限制独立的美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这个案例与精英斗争的关系仅仅体现在：宗主国精英与殖民地精英的对峙使法国失去了一次扩展海外殖民地的战略机会，这显然不能作为法国不能建立霸权的核心原因。拿破仑帝国的失败是因为帝国依赖单一的军事精英，没有团结被占领地区的旧精英。
尼德兰
对尼德兰帝国在17世纪崛起的原因，沃勒斯坦和阿瑞吉基本上做了这样的解释：
（1）尼德兰霸权的基础是渔业和农业。它的渔业依靠特殊的渔船建造技术而具有高效率，并通过渔业的利润获得进一步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它所在地区土壤贫瘠，因此很早就放弃了传统谷物农业而从事经济作物、花卉种植和畜牧业。（2）在16世纪下半叶，尼德兰利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占领了西欧与波罗的海之间的香料和谷物贸易，并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控制了与东方的香料贸易，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3）在这一基础上，尼德兰可以发行欧洲最稳定的国债，因而建立了最为繁荣的证券交易所，从而获得了欧洲的金融霸权。
但作者认为需要解释为什么是尼德兰，而不是英国或法国，具备了上述优势（尤其是财政稳定性）。一言以蔽之，尼德兰帝国的兴起是依赖国内商业精英的团结和主导能力，其衰落则源于荷兰精英与外省精英之间的分裂。
解释尼德兰如何获得霸权（16-17世纪中叶）分为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尼德兰能够垄断波罗的海贸易？这是因为支持尼德兰军队的城市商业精英在尼德兰的主导地位。德兰通过围海造陆培育出一批自耕农，地主力量很弱，教会力量随着西班牙撤出这一区域而衰落。城市的基尔特组织就在这个缝隙中成长为城市寡头阶层。西班牙战争后，安特卫普的力量衰弱，阿姆斯特丹的区位优势凸显出来。城市寡头成为有力的精英阶层，支持军队击败了汉莎同盟和西班牙，并限制了英国，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其次，为什么荷属东印度公司（VOC）在这一时期没有导致自治的殖民精英？因为东印度公司是垂直领导的管理模式，城市商业精英可以直接控制印度的代理人。这与荷属西印度公司（WIC）不同，WIC采取股东管理的形式，结果无法采取有效的在地策略，导致剥削过度，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尼德兰没有归属感。WIC在天主教叛乱中的动员能力很差，以致于葡萄牙取得了巴西，英国人取得了新阿姆斯特丹。WIC虽然一直垄断三角贸易，但为了利润长期限制奴隶贸易，以致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劳动力不足，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注意这里似乎与法国案例有矛盾）。这里作者似乎认为，印度本地精英较强，反而压制了代理人的自主性；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VIC在17世纪中期以后又滋生出了自主性强的精英。
在解释尼德兰为什么失去霸权（17世纪中叶-18世纪）时，作者认为尼德兰的海外利润消耗在城市精英的金融投资中，同时使VOC取得成功的垂直管理模式也造成了它的失败。这里作者主要参考Julia Adam（The Familial State）的说法。Adam认为，尼德兰商业家庭的首要目的是延续家族财富而非扩大家族事业。他们制定的Contracts of Correspondence基于将帝国收益导向这些家族的目的，因此对原本较弱的诸省有所保护，赋予每个省财政否决权。这一制度使得各省的财政比例在1616-1792年间一直没有变化。荷兰省虽然发展很快，但一直贡献仅仅20%的国家财政。随着荷兰与外省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荷兰拒绝支付更高比例的国税，而外省则拒绝税收上升，以致于荷兰的国家财税长期没有增长，由于通胀反而下降。由于财税收入不增长而战争开支不断扩大，尼德兰越来越依靠国债作为融资手段。由于具有丰厚的海外收益，尼德兰的国债收益很稳定，这使得城市精英越来越依赖国债作为主要资产，也使国家财政危机日益深化。
VOC在东方贸易中没有战胜英属东印度公司（EIC），有三个原因：（1）城市精英希望VOC在固定的贸易线中获得丰厚稳定的收益，因此VOC的贸易商品和路线都非常有限，增大了贸易风险，而且使得EIC在其他领域形成垄断；（2）控制权长期在精英手中，分红过多，在竞争增加的情况下无法扩大投资；（3）Contract的存在将控制权限制在有限的家族中，殖民地精英无法进入VOC的分红体系，滋生了大量腐败，这种腐败往往还借助EIC来实现，促进了竞争对手的发展。
尼德兰失去霸权的直接原因是在三次英荷战争（1652-54; 65-67；72-74）中最终的军事失败。沃勒斯坦认为这是因为较小的政治体尼德兰无法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但事实上，尼德兰的财政收入是英国的三倍，在盟友方面也占据优势。真实的原因是尼德兰的外交政策受制于不同精英的控制而缺乏远见，没有将推翻英国的航海条例、限制英国海外扩张为主要目标。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城市商业精英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与英国谈判来限制奥兰治家族成员出任荷兰执政，虽然限制了中央政府，却没有废除英国的航海条例（但这次战争遭遇了军事失败，本来也不可能废除航海条例）。在第二次战争中，尼德兰与法国结盟而取得胜利，但战后他们迅速结束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因为（1）他们想在加勒比海域限制法国势力发展；（2）他们反对法国重商主义对进口的限制；（3）他们担心这种同盟关系会使西班牙退出安特卫普而使阿姆斯特丹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分散的精英也从物质方面削弱了尼德兰：由于中央政府不能限制资本流出，尼德兰资本长期投资英国船厂，使本国在造船方面的优势削弱；海军依靠城市商人和贸易公司支持，有五支地方海军，东西印度公司各有海军，协同能力差；海军水兵主要依靠雇佣军。
这里作者之所以认为精英是“分散的”，主要是指城市商业精英是地方性的，不受中央权力制约。但这种地方性是一以贯之的，而在解释尼德兰取得霸权时，作者确认为地方性的精英是“团结”的。这似乎是这个解释中自相矛盾之处。
英国
英国案例是写得比较不清楚的一章，英国案例也确实有其复杂性，除了要解释霸权的兴起和衰落以外，也要分别解释英国为什么失去了“移民殖民地”（主要指北美独立十三州）和“依赖性殖民地”（主要指印度）。
英国的霸权时期可以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算起，持续大约100年（或更短）。从17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主导力量是自由商人和地主（自由业权者）的联盟。自由商人是指不依附王室特许权的商人。由于以东印度公司（EIC）为代表的特许公司垄断价格并限制出口，地主在制造业的投资和海外投资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地主已经将国会改造成牵制王权的工具，因此可以通过国会对自由商人进行有力的支持。这一同盟赢得了内战，建立了接受统一指挥的皇家海军，并在1651年颁布了航海条例（英国货物必须由英国商船来运输）。
1688-1815年期间，国会的地缘政治策略非常稳定：在欧陆仅追求有限的土地来保护海军，主要力量集中在拓展海外殖民地。国会力量很强，有两个意外后果：通过控制财政实现了财政理性化；通过打击海军中的腐败而使海军实现专业化。为什么国会支持海外殖民？因为内战后王室的土地被大量没收，反对力量有限；海外殖民战略具有经济理性，英国只需要保持一支很小的陆军；在英格兰控制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之后，自由商人中非英格兰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信奉国教，出于宗教原因与北美有密切联系并支持其发展；地主和贵族中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往往去北美服役而成为当地精英，密切了殖民地精英与宗主国精英的关系。
为什么北美的精英取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宗主国没有建立对殖民精英的有效团结，因为宗主国始终试图从北美获得更大收入和更大任命权，而殖民地精英希望更低的税负和更大的自治权。美国革命的背景是英国试图限制殖民精英西进，以降低其军事成本、加强管控；这触及了试图扩大其产业的殖民地精英的根本利益。同时，英国试图加税来弥补其在七年战争中的开支，这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直接的导火索。#我觉得这一部分解释很弱，但是好像也不重要#
为什么英国能在印度限制EIC的自主权？因为18世纪末国会中已经出现不少反对EIC的力量，反对者主要是希望开辟独立市场的其他商人、认为东印度公司在英国金融市场中比重太大的金融投机者、试图限制东印度公司腐败行为的政治家等。1857年EIC的改革失败导致了印度叛乱，使国会有机会在1858年解散了东印度公司。印度的利益因此实现了国家化。#这部分也挺弱的#
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如何解释英国霸权的衰落。作者认为19世纪上半叶英国精英的构成和行动取向出现重大变化。随着EIC公司的解体，越来越多的商业精英从对印度的贸易中获利，从而崛起为新的精英力量。但新的商业精英并不是取代了旧的土地精英和金融精英，而是与他们实现融合。这背后的推动机制是两类精英的资产在19世纪上半叶都金融化为了轻资产。第一，由于废奴、北美独立、拿破仑战争期间对法国禁运，很多小银行在19世纪初都破产了；1847-1848年经济危机，又使得许多资产流动性差的种植园主破产。剩下的旧精英本身就是资产比较轻的一类。第二，1819年恢复金本位制度之后，在本国投资制造业的利润减小，大量英国资产离开本国制造业而通过金融业流入殖民地。这使得新旧精英利益合流。
金融化导致了英国企业的衰落。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Bank Charter Act）打击了小银行，促使大银行大量兼并小银行。而大银行更追求短期收益，这使得英国企业缺乏大资本来形成寡头，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利润空间下降；而在自由贸易传统下，也没有得到贸易保护。与此同时，资本全球流动促进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使得制造业利润整体下落。这对规模较小、整合程度低、专业化水平弱的传统英国企业打击很大，而对垂直整合和专业化管理的美国、德国企业则影响较小。
与此同时，英国的军事优势也在减弱。长期的低税收使得英国习惯于维持很小的陆军，扩大军事行动受到国会很大的限制。长期利用印度军队作战，使得国内对战争伤亡的容忍度很高，陆军长期得不到改革，维持了接受通识教育的绅士阶层而非专业军官领导的传统（这也是因为殖民地需要借助军官的行政能力和综合知识，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英国很早就确立了以美国为同盟而非对手的策略，以控制其军事开支。
讨论
这本书重要的地方在于突出了国内政治对霸权兴衰的重要性。在传统国际政治研究中，基本的分析单位是国家，研究者致力于解释重大地缘事件（主要是战争）如何改变国家竞争中的实力对比。但从解释的层次来说，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是国际竞争的表现而非原因。比如1588年无敌舰队的失败经常被视为西班牙霸权衰落的标志，但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依然具有广阔的殖民地，某一次战争对帝国的影响是含糊不清的。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更像描述而不是解释。精英理论为描述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单位。精英是一个基于具体组织的群体，是边界清晰的、有形的行动者；基于精英的分析大大提高了帝国研究的可操作性。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对许多具体的问题做出了精彩的解释，充分说明了引入精英理论对帝国研究的帮助。
但我认为作者以精英斗争来解释帝国的兴衰，其效果不如他的上一部著作（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以精英斗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两个问题的差异在于，资本主义兴起可以通过“精英”这个概念被清晰地操作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即以市场化生产获利的资产阶级作为独立力量出现的过程。因此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在于解释特定的精英格局（通常是王室、教会、领主之间）如何为另一个精英（资产阶级）的出现提供了机会。而帝国霸权很难用精英本身来测量。在很多时候，霸权的衰落确实表现为殖民地精英的自主性的提高，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殖民地独立并不是霸权衰落的唯一方式。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没有申明和测量这一变量。
这种操作化的不利极大伤害了理论的分析性。在《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一书中，既有精英的权力格局是理论的自变量，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因变量；但在《沉舟贵客》一书中，由于无法用精英来描述霸权，研究的因变量变得非常灵活（或说模糊），时而是殖民地精英的自主性，时而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精英的联系，时而是宗主国精英的战略眼光。这些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边界很不清楚。西班牙无法获得霸权是因为宗主国精英矛盾导致王室无法支配殖民地精英；而尼德兰是因为宗主国精英力量分散而无法提出长远的地缘政治战略；英国则是因为精英联盟本质的转变（金融化）。而且作者对“精英”这一核心概念的使用表现了相当的随意性。作者表示过现代社会主要有两种精英：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员（p.26-28）；那么，按照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区分应该只有四类精英：宗主国资产阶级；宗主国官员；殖民地资产阶级；殖民地官员。但在实际解释中，“精英”成为一个使用非常广泛、贴近日常使用的术语。这在英国案例中尤其明显，这一部分使用了殖民地地方精英、土地精英、金融精英、商业精英、军事精英、国会等并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来作为分析工具。
这种核心术语的模糊性，导致描述和解释之间的边界也很模糊。精英理论的陷阱在于：精英斗争是普遍存在和不断发生的现象，任何一种社会进程都可以还原到精英斗争。那么，是否将霸权衰落追溯到它所伴生的精英进程，就可以完成对霸权衰落的解释呢？还是说，作者仅仅是描绘了两个相互缠绕的历史过程呢？
如果审视精英斗争与既有四种理论之间的关系，精英斗争理论是否可以构成其他理论的替代性解释呢？比如，随着殖民地精英自主性的上升，宗主国精英对殖民地的控制下降，是否会在文化上表现为帝国主义文化的衰落呢？殖民地精英会不会通过对抗自然灾害而强化其基础性的政治权力，或借助自然灾害来进行对宗主国的抗争呢（18世纪的英国国会确实通过柬埔寨的饥荒来制裁东印度公司）？对于“财政能力说”，作者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加入更多偶然性的财政-军事模型。
更重要的是世界体系说，作者实际上支持了阿瑞基等人的看法，即霸权衰落最终表现为金融化。我们不妨对比两种金融化。在阿瑞基等人看来，霸权国家金融化的出现，是因为特定霸权国家要依靠一定的组织工具（如东印度公司）来进行控制；在特定历史时期，组织工具所能覆盖的地理范围是有限的（spatial fix）；随着霸权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会突破这个地理范围，导致生产过剩；资产阶级（或说精英）将资产流动化，以规避生产过剩危机的风险；但金融化最终会伤害霸权国家的实业和货币支配力。拉克曼对金融化的应用主要在尼德兰和英国两个案例中。在尼德兰案例中，金融化的出现是因为尼德兰的军事扩张受限于其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剩余资本无法投资制造业和殖民扩张而只能投资国债；在英国案例中，金融化是因为金本位制度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使得投资国外的制造业比投资本国的制造业更有利可图。可就是说，拉克曼对金融化与霸权衰落的理解，与世界体系理论的看法并无不同。
从这个意义来说，“精英斗争”在这本书是否更像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一种理论解释，而这本书本身是否更像为阿瑞基做了一个漫长的注释呢？
Part II
在本书的第⼆部分，拉克曼试图延续对历史帝国的分析，来说明精英利益是如何导致美国政府的 僵化、削弱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并改变（和弱化）了美国的经济霸权的。
美国政府/精英的⼤逆转
对于美国政府⾃战后以来的僵化，本书对既有研究做了很完整的综述。许多研究者将这种变化称 为“⼤逆转”（The Great U-turn），认为⾃六七⼗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在进步程度上出现了很⼤的 倒退。这⼀变化可以从四个⽅⾯来概括：（1）精英从公共事业中获取的利益增⼤（⼯⼈报酬相对 下降、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医疗和环保等公共事业进展缓慢）；（2）对企业的监管能⼒下 降；（3）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开⽀减少；（4）通过⽴法⼿段推动社会项⽬的能⼒减弱。对 于这种变化，既有研究给出了五种解释：全球化、新⾃由主义与地缘政治霸权的削弱、冷战的结 束、新社会运动和左翼的兴起、民粹主义运动和右翼的兴起。
以Robert Brenner为代表的学者从全球化的⾓度来解释⼤逆转。他认为，尼克松时期通过经济刺 激计划和美元贬值，掩盖了美国企业竞争⼒的下降，这种劣势数⼗年后才在全球竞争中体现出 来；这种衰退使得美国⽆法⽀持社会项⽬，加深了阶级⽭盾（#我对Brenner的理解完全不同 #）。Brenner错误地预设了资产阶级在利润⾜够⾼时会让渡更多的利润给国家和⼯⼈，也错误地 认为资产阶级必须通过压榨国家和⼯⼈来获得更⾼的收益。
Arrighi认为，认为霸权国家的资本扩张的⽆限性与地域扩张的有限性之间存在根本⽭盾，国内政 治（尤其是⾦融化）是对军事扩张的需求的反映；Prasad认为，新⾃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政治家利 ⽤国内阶级⽭盾的结果，在对抗性较强的政治环境下尤其容易出现。但如何结合两种解释是需要 探讨的，作者将这本书的理论贡献放在弥合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关系上。
第三种解释认为，冷战结束使得美国不再需要通过⼯⼈运动和社会保障来对抗苏联的社会主义体 制。这种解释很难找到现实依据，因为美国的左右翼⼀向从本国的政治传统⽽⾮国际政治中寻找 意识形态依据。
Wright Mills认为从六⼗年代开始，⼤部分美国⼈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新社会运动理论认 为，民权运动之后⾝份话语取代了阶级话语成为社会运动的核⼼，这类诉求对经济精英利益结构 的批判和冲击能⼒有限。这些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长期的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甚⾄没有在民权和 环保领域推动⽴法实践，也⽆法解释⼤逆转为什么如此突然。
McGirr, Hacker and Pierson等学者试图说明，是右翼保守商⼈势⼒的崛起，终⽌了罗斯福新政以
来的社会改⾰。但这种解释忽视了右翼势⼒是⼀直存在的，因⽽需要进⼀步解释为什么右翼⼒量 在1970年代获得了成功，⽽在之前却失败了。对这个问题，⼀种解释是约翰逊和尼克松都没有结 束越战，激化了国内⽭盾（Fred Block），但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新⾃由主义主要针对⼯⼈ ⽽⾮中产阶级（Prasad），也忽视了六⼗年代的社会不满主要来⾃于民众，⽽政府的逆转则是精 英推动的；另⼀种解释认为右翼⼒量融合了三股势⼒：基督教保守派、极右翼媒体、不断尝试以 ⾦援政治⽀持共和党的富裕阶级。但这只能解释社会政策的保守和右翼对民权运动的反对，⽆法 解释特定的经济政策。
综合各家解释，战后美国精英对进步政府的⽀持逐渐衰落，可以从三个因素来解释。第⼀，1930 年代-1960年代美国商业精英利益的变化。战后初期地⽅经济精英（⽐如地⽅性企业和银⾏）与 国家经济精英（⽐如垄断型企业和⼤型商业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造成这⼀变化的原因 ⼀⽅⾯是因为反垄断的执⾏不⼒，促使银⾏、通信、传媒、电⽓、农业等主要领域出现⼤量兼并， 催⽣许多巨头，另⼀⽅⾯是由于融资渠道的多样化，银⾏对企业的⼲预能⼒⼤为削弱（这⾥将银 ⾏视为类似Mizruchi所描述的企业⾼管的沟通平台）。这种变化造成⼀系列后果：第⼀，产业整 合程度提⾼，削减了国家对产业的⼲预空间；第⼆，国家缺乏长期视⾓；第三，经济精英缺乏推 动宏观政策的动⼒，⽽倾向于建⽴封闭的利益集团（autarkic）。有五个例⼦可以佐证这⼀变 化：1. 越来越多的联邦⼟地被私企⽤以进⾏农业⽣产；2. 药⼚的利润主要⽤以进⾏股票回购和分 红，⽽⾮进⾏研发；3. ⼟地利⽤的环保义务经常被⽆视；4. 对技术和资本出⼜限制极⼩；5. 将学 ⽣贷款作为稳定的⾦融产品。
第⼆，社会组织的变化，打破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量平衡。如Skocpol所说，美国的主流社会组 织由⼤众参与的群众社团转变为精英领导的专业社团。造成这⼀变化的因素很多，如越战之后⽼ 兵组织的衰落、新社会运动冲击基于男性和⽩⼈的传统社群等。这⼀变化使得社会运动的重⼼从 基层社区转移到接近政治中⼼的精英阶层，⽽使得民众失去了充分表达意见的渠道。这⼀变化中 ⼀个重要侧⾯是⼯会的衰落。1947年共和党利⽤占据两院的机会通过的Taft-Hartley法案产⽣了 出乎意料的深远影响，使得⼯会主要由全国性的总部⽽⾮在地的⼯⼈领导。⼯会在战后逐渐被种 族观念所割裂，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繁琐的审批程序影响新⼯会的建⽴和发展。传统 上，北⽅⼯会基于企业，南⽅⼯会基于⼯种，但兼并潮打破了这⼀架构，使得许多⼯会⾯临重组 的难题。
第三，政府⼒量的衰落。⼤众选举时代的到来使得执政党越来越注重⼤选前⼀年的短期经济繁 荣；基督教保守势⼒在政治选择上往往超越其经济利益，⽽依照意识形态议题将进步政治家塑造 为道德堕落、⾃私⾃利的精英⼈⼠，加剧了政策的民粹⾊彩。
美国的军事霸权：既没有对⼿，也没有胜利
美国军事霸权体现为“没有胜利的霸权”，这⼀现状受困于军队领导⼈、军事承包商、殖民地精英 三类精英各⾃的结构。
战后美国的军事成果⾮常有限，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的只有1991年海湾战争和在多⽶尼加、格林纳 达、巴拿马进⾏的⼀系列军事⼲预。从军事投⼊来看，美国的国防开⽀占世界总开⽀从1954年的 49%下降到2016年的36%，其他北约国家的开⽀⼀直在15%左右；⽽中俄的⽐例从27%下降到 17%；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例从6%上升到35%，这些国家主要都是受北约⽀持的。简⾔之，美 国的国防开⽀虽然相对减少（从GDP的10%降低到3-4%），但依然保持了强⼤的⽀配能⼒和同盟 ⽹络，这与保罗·肯尼迪的预测是相反的。 从历史帝国的经验⽽⾔，战争资源丰富但战争成果⾮常有限，可能有五个因素：（1）中央对军队 缺乏控制；（2）军官⾼度⾃治；（3）军队各部门之间的⽭盾；（4）⾃利的武器供应商；（5） 战略缺乏创新。美国军队受这五个因素共同作⽤。
因素（1）和（2）主要体现在美军的组织架构上。四⼤军种各⾃为战，独⽴性强，每个军种有各 ⾃的武器系统与军官培养体系；军官对⽂官具有明显的权⼒优势，原因：（1）军官往往接受过研 究⽣训练，熟悉⽂官系统；⽂官却不熟悉军事；（2）国防部和CIA有很强的独⽴⾏动能⼒，相对 于民选政府有更强的延续性。由此，军队对总统获得很⼤的⽀配能⼒。以越战为例，越战之所以 错误地扩⼤化，有两种说法，Porter认为，军队初期对南越共的军事能⼒、苏联和中国是否参战 有误判；Logevall认为，约翰逊总统预见了军事失败，但不愿意成为第⼀个军事失败的总统⽽没 有及时⽌损。作者认为两种说法实质上并不⽭盾；从约翰逊总统的军事顾问Bundy的回忆录来 看，1965年的约翰逊总统只能在越南驻军、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进⾏平衡，以部分停⽕ ⽽⾮全⾯停⽕来换取越南军司令Westmoreland同意最低程度的援军。⽽军队即使在新春攻势南越 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依然坚信美军可以赢得战争。
因素（3）（4）（5）主要体现在美军军官的职业⽣涯和承包商的利益上。美军开发武器为什么 投⼊如此之⼤？⾸先，军队精英的职业⽣涯是通过操作和升级特定的武器来实现的。武器系统的 改变意味着相应的军官的职业⽣涯的终结，因此武器系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职业⽣涯结束 后，他们也往往可以进⼊承包商公司获得⾼薪。由于这个原因，武器系统很少被取消。其次，美 军各军种各⾃有独⽴的武器体系和偏好，需要⾃成系统。由于结构分散，同⼀武器往往要适应不 同军种，⽐如F-35联合作战飞机为了适应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各⾃的要求，Lockheed Martin不得不开发了三种不同机型，改装费⽤⽐单独开发三款飞机还要贵。第三，为了实现零牺 牲作战，武器做了许多保护⼠兵的改装，这种改装又牺牲了即战⼒，需要做进⼀步的技术⾰新。 第四，军事承包商有很强的游说能⼒。他们制⽌军队使⽤民⽤技术，促使⽼布什和克林顿时期放 宽对军事承包商的⼤额贷款，同时使得许多军事⾏动由⿊⽔公司这样的私企来承担。这样做的后 果在于：（1）武器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单价越来越贵。⼆战时⼀架飞机5万美元，美军⼀年买 75000架；⽽1995年是⼀架F-15I的价格是1亿美元，B-2单价是20亿美元，空军⼀年只买127架飞 机。到2009年，海军主战机F-18⼤黄蜂单价9300万美元，F-22单价3.55亿美元，F-35单价1.34亿 美元。武器研发、测试、⽣产的投⼊越来越⼤。（2）这些昂贵武器的适应能⼒并不强，⽐如B-2 不能在⾼温或多⾬⽓候中作业，⽆法长期在海外军事基地服役。这使得美军实战中往往使⽤错误 的武器。（3）⾼科技武器的打击能⼒太强，⽽美军⼤多数情况下都是与⼩规模叛军作战 （counterinsurgency），使⽤这些武器造成了过⼤的杀伤，使得美军很难得到当地民众⽀持。 （4）由于武器的先进性，军队过于⾃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胜，往往没有理性把握结束战争的 时机。
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被征服地区的政策由发展主义转向新⾃由主义。⽐如美军在伊拉克没 收国企，引⼊美国商品和美国企业，使得伊拉克经济精英受到沉重打击。企业管理⽅式的变化和 ⼯业设备的更新，又使得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法获得机会。私企在新⾃由主义环境下⼤量寻 租，许多在伊拉克的项⽬没有真正完成，伊拉克民众获得的经济利益很有限。加之美军解散了伊 拉克军队，使得许多有军事技能的精英⾛投⽆路，与受困的经济精英相结合⽽成为反抗美军侵略 的⼒量。
美国的⾦融化
本书对美国⾦融化的讨论，我觉得与Kreppner和Babb的论述类似，只是对战后⾦融化过程的梳理更为全⾯，但没有很能体现精英分析的优势。⽐较明确的⾏动者只有企业⾼管和基⾦经理阶层， 因此作者对⾦融化的解释其实⼀个Fligstein式的组织解释。
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经济政策的基本⽬标是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限制左翼政党，即所谓“嵌 ⼊性的⾃由主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超过⾦融，国防⼯业带动的经济复苏更有利于⼯业界⽽不是 ⾦融界。虽然⼯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银⾏的发展，但由此形成⼒量平衡还是以发展出⼜型市 场为⽬标。出⼜型经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限的⾦融管制使得欧洲资本⼤量流⼊美国。马歇尔 计划是促使资本回流到欧洲的重要⼿段
在肯尼迪-约翰逊时代，随着欧洲经济复苏和纽约⾦融中⼼地位的确⽴，美国从六⼗年代开始成为 主要的进⼜国家。欧洲持有⼤量美元，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挂钩，美国不得不向 欧洲贷款来保有⾜够多的美元。IMF成⽴的初衷是向各国政府贷款，但由于接受IMF贷款会影响 市场预期，因此各国都通过央⾏来相互贷款，这使得央⾏权⼒上升，并形成协同⾏动的能⼒。由 于担⼼美元回流会造成本国的通货膨胀，德国和瑞⼠都在利率提⾼的背景下继续持有美元。这⼀ 背景下，1962-63年开始，美联储开始执⾏operation twist的策略，通过调⾼短期利率、压低长期 利率来调节信贷规模。在“伟⼤社会”和越战的双重刺激下，企业信贷规模扩⼤。商业银⾏以存款 凭证绕开利率监管限制，将存款从储蓄银⾏（S&Ls）中吸引出来，新政时期商业银⾏与储蓄银⾏ 之间的平衡由此被打破。
在尼克松时代，越战造成的通胀引发了⼯⼈运动。美联储通过⾼利率压低通胀，但造成货币流动 性不⾜，引发银⾏破产潮。美国的通胀压⼒通过固定汇率转移到欧洲，欧洲国家以美元储备兑换 黄⾦的⽅式来反制美国，使得美国黄⾦储备存在被挖空的危险。尼克松由此开始了“新经济政 策”：结束美元固定汇率和与黄⾦挂钩；90天内冻结⼯资和商品价格；收⼊10%的进⼜税，迫使马 克和⽇元贬值；回收⽯油美元。这些政策在短期能将产能过剩的压⼒转嫁给外国资本家，但长期 看没有解决美国制造业的问题。1975年尼克松下台后不久，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不再⽀ 持代理商、投⾏和企业的卡特尔式经营，掀起了⼀波⾦融企业兼并潮，地区性⼩银⾏经过兼并和 收购，逐渐具备了抗衡纽约⼤银⾏的实⼒。这⼀时期成⽴的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CFTC）促⽣了 衍⽣品市场的发展。
在⾥根时代，企业⾼管的策略发⽣了很⼤的变化。1970年代企业往往通过兼并获利，产⽣了许多 多样化经营的巨头。多样化经营的企业很难估值，因此投资者往往根据其账⾯价值来估计企业经 营状况。为了提⾼账⾯利润率，⾼管往往压低股票价格，以控制企业总价值。这就使得股票价格 被长期低估，为恶意收购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法院对兼并持宽容态度，垄断法执⾏宽松，利 率下跌使得热钱积极寻找新机会，促⽣了1980年代的恶意收购潮，使得许多巨头企业⽡解。与此 同时，股市的主要⾏动者由个⼈变成机构。基⾦经理由于控制了太⼤的市场份额，已经⽆法通过 抛售不良资产来盈利，因此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中。由于基⾦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的知识往往受 制于⼀定⾏业，因此（1）偏爱从事单⼀⾏业的企业；（2）偏爱可预测的稳定发展（⽽不是不可 预测的偏差值），由此造成了会计丑闻（安然公司即成⽴于这⼀时期）；（3）导致了股东利益 优先的经营⽬标；（4）⾏业被少数机构共同持有，因此避免竞争。股东利益优先的⽬标主要通 过⾦融⼿段来实现，具体⽽⾔是给⾼管⼤量期权来激励其绩效，并通过回购股票（或声称回购股 票）来抬⾼股价。⼤量回购影响了现⾦流，⽽减少了企业的研发费⽤。与此同时，华尔街投⾏由 合伙⼈制转为股东制，⾼管对企业的忠诚度下降。
到了克林顿和⼩布什时期，美国制造业通过⾦融投机获利，⽽消费者通过信贷维持⾼消费的模式 已经确⽴。反⼴场协定之后，全球经济依赖⾼汇率和低利率的美元，这⼀格局延续⾄今，以孔诰 烽的话说，没有美国消费者就没有全球化。通过将GATT演化为WTO、并建⽴⼀系列多变贸易协 定（NAFTA和川普之前的TPPA），美国⾦融企业得以从全球经济中获益。2008年⾦融危机的政 治原因在于：1. 对房贷持续的去监管（本书描述了这⼀过程，但没有加以仔细的解释，但Sarah Babb 2019的解释已经很全⾯了）；2. 华尔街的变化（包括以难以评估风险的复杂的⾦融创新产 品规避监管、通过有线电视频道提⾼市场对风险投机的接受能⼒、FBI的⼯作重⼼由打击⾦融犯 罪转向反恐等）。
奥巴马应对2008年⾦融危机不利，造成2016年之后民主党的被动局⾯。奥巴马的失误主要体现 在三⽅⾯。第⼀，他的刺激政策着重于⼩型基建、通过补贴保证政府雇员就业、⼩幅减税，这三 ⽅⾯刺激对公众可见性不强，难以动员民众。第⼆，奥巴马没有能够通过⼀项法案来减轻不良贷 款负债者的负担，这⼀⽅⾯是因为政治失算，奥巴马在2008年时没有通过这项法律从⽽错失时 机，2009年之后⼀直遭遇Federal Housing Financing Agency的主席Edward DeMarco的反对； 另⼀⽅⾯是因为受次贷危机打击严重的地区往往经济恢复缓慢，抵押的房产长期没有变现，政府 ⽆⼒⽀付这些负债者。第三，奥巴马⼏乎没有惩罚任何银⾏家，使得⾦融机构和⼤银⾏能够通过 “too big to fail”的地位来限制⾦融监管法律；2010年的华尔街改⾰与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Act）措辞模糊，给保守法官很⼤的解释空间。
这些国内政治的过程逐步强化了⾦融在美国经济中的⼒量。同时，美元的世界霸权也⽇益以来⾦ 融来维持。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维持美元对⼈民币强势地位符合中美双⽅的利益。中国 的⾸要⽬标是维持其出⼜导向的经济。中国巨⼤的贸易顺差只有在⼈民币维持低位时才能继续。 政府持有数万亿美元，可以给国有银⾏⾜够的信贷额度，这些银⾏贷款给重要国企，维持产能过 剩的⽣产⽅式。地⽅政府、国企和私有企业家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中央政府很难挑战。印度、 中国和巴西确实冲击了美国的贸易霸权，但很难冲击⾦融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