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Krippner, Greta R. 2017. “Democracy of Credit: Owne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redit Acces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3(1): 1–47. tags: #historical-sociology #economic-sociology #financialization date: 2018-8-15; 2022-12-11 related: [[Quinn2017BuedgetPolitics]]

Introduction

  • 在信贷社会，基于信贷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样的？是否代替了基于劳动的政治立场？

  • 借贷者将自己的立场建立在最基本的权利——所有权——之上，这将借贷者的声称与其他声称相区别。

  • 两个案例：

    1. 在女性获得信用卡的问题上，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抗议女性在信用问题上受歧视，但因为信用制度是基于connection的，没有所有权作为支持。但女性可以基于信用分获得信用卡的时候，虽然对女性的歧视只是被信用分掩盖起来了，但女性运动失去了道德优势，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2. 在社区业主向银行要求更多贷款的运动中，业主与银行的关系有所有权作为支撑，因此更具有道德优势，从而获得更大成功。

  • 研究问题

    • 基于借贷关系的主张（尤其是债务方的主张）与其他社会关系下的主张（比如劳工关系）有何区别？
    • 这个问题引申出了公民权的问题：基于债务人身份的公民权与基于工人身份的公民权有什么区别？Maurizio Lazzarato.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Cambridge, Mass.: Semiotext(e)
    • 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政策制定者的两难：以信贷制度减轻分配差距；以信贷制度代替福利国家(Krippner 2011; Streeck 2011; Prasad 2012; Quinn 2017)。这种视角主要将credit视为一种国家治理（statecraft）的手段，但没有讨论信贷如何塑造了经济公民权的问题。比如，银行取回抵押住房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吗？住房权被认为是基本人权。

The Macrosociology of Credit

  • 近年关于信贷市场取代福利政策的研究有以下重要发现：

    1. 信贷是福利制度的内在组成，对抗工业社会的风险；在比较研究中，美国基于lax credit 建立社会福利的方式，与欧洲国家正好相反，研究见Logemann 2012; Prasad 2012; Trumbull 2014。
    2. 信贷作为美国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是政策制定者刻意为之的结果。主要指1916年的Federal Farm Loan Act和1934年的Federal Housing Act. (Hyman 2011; Trumbull 2014; Quinn 2017)
    3. 如果说信贷市场是受国家支配的，那么国家也是受信贷市场支配的。
    4. 信贷制度似乎能够长期运作。路径依赖；与政治文化的亲和性；信贷是一种隐藏国家的集体性社会条款（collective social provision），看似是self-help实际上是有意为之的社会制度（Streek 2011; Krippner 2011; Prasad 2012; Quinn 2017）
    5. 不足：信用制度对economic citizenship的影响，谁需要信贷？对信贷的哪些要求最有可能成功？信贷产生了什么样的新的政治主体性？

  • 经济公民权

    • 通过考察经济公民权的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
    • 经济公民权在美国有两种逻辑：契约逻辑和慈善逻辑。
      • 契约逻辑认为，经济公民权是一种回报关系quid pro quo，公民权是对一个人对劳动市场的贡献的回报。
      • 慈善逻辑认为，不能做出这种贡献的人是福利的接受者。这种关系是嵌入在信用社会的制度设计中的，信用关系常被理解为礼物关系。
    • 如果说契约逻辑阐释了一种对等的观点，那么信贷关系中不对等的观点是否破坏了公民权？

The Credit Relationship

  • 信贷中两种规避风险的策略：
    • connection：收集信息
    • collateral：抵押品
  • 借贷双方的关系是相对不公平的，而雇佣双方的关系是相对公平的（Graeber 2011）。两种关系所建立的借方和贷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这些关系如何塑造了不同的claims making。“While the moralization of the creditor-debtor relationship is an old story, what is new and deserves attention here are the techniques through which this modalization operates (Marron 2009; Fourcade and Healy 2013)”
  • 信贷关系是否有所有权作为基础，决定了信贷关系的双方是否对等。
    • collateral: debtors与creditors有一样的道德地位，以更高的道德程度来声称所有权，因而具有更坚实的基础来提出有效的政治诉求。比较类似契约逻辑。
    • connection：相反。比较类似慈善逻辑。
    • 所有权具有排他性，但抵押关系将所有权放置在相对模糊不清的位置上。贷方和借方相互承认对方具有所有权，改变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所有权体系之中（Singer 2000）。
    • 因此，collateral关系对借方地位的提升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符号性的。
  • 前瞻
    • 女性争取信用卡平权的运动：1. 信用分模糊了形成女性获得信贷的不利条件的结构性原因；2. 解散了女性的运动，并将这类抗议转化为对贷方计算方式的勉强接受。
    • 房主拒绝redlining的运动：房主拒绝接受借方为房屋所有人的地位，为运动参与创造了重要的机会。
    • Feminist credit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ty reinvestment movement代表了两个纯粹的案例，分别追求connection和collateral的关系，在其他案例中有可能重合。

Feminist mobilization for equal credit access

  • 女性的信贷权利：婚后女性难以申请住房贷款，信用记录从属于丈夫，离婚或丧偶之后女性没有信用记录，并且在重新计算收入时处于不利条件。

  • 1974年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计划加入一个条款，要求银行自动公布拒发信用卡的理由，这一条款没有通过，实际条款只说女性有权利要求银行公布拒发理由。因此NOW就组织了local credit committees，在商场向女性宣传相关知识，鼓励女性建立自己的信用记录，在拒发信用卡时要求给出理由。

  • 由于这一法律的颁布，信用卡的信用评估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依赖申请人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依赖信用分。信用分是通过一项面对面的interview实现的，这为性别歧视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信用分是通过填写有许多分类问题的表格实现的。creditors认为，只要问题足够多足够细，歧视的可能性就会减小。但不论如何细化问题，总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其所在的较小的social group而被拒绝的。同时，这种信用分使得银行无法给出确切的拒绝条件，从而避开了上述法律条款。

  • 女性主义者的困境：那些与性别密切相关的变量是否是歧视？一方面确实针对女性，另一方面也确实与信用状况相关。这种困境影响了NOW的立场，NOW一方面认为信用卡的评分标准应当与性别无关，另一方面又建议美联储对男性和女性采用不同的标准，并很快被其他女性组织指责为性别歧视，迫使NOW收回了这一建议。NOW最后表示，我们试图禁止的creditors的歧视标准，是对于决定creditworthiness不重要的标准。

  • 到1970年代末期，NOW肯定只有creditworth的女性才应该被发放信用卡，但整个问题是女性经济弱势的症状之一。最后NOW的相关部门也宣告解体。

  • 采用信用分的方式不仅个体化、而且道德化了结构性的因素，信用卡被归结为一系列行为的累计性结果，而非整个经济体的歧视性。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Movement

  • 这一运动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女性运动：

    • 信用分不适用于mortgage and business loan，信贷市场的缺点的结构性因素没有被掩盖。
    • 运动参与者强调居民是房屋的所有人，因此否认了借贷关系中的不平等位置。

  • Charles Abrams 1955 Forbidden Neighbors 等著作指出，在1950年代，社区的种族和族群同质性是决定房产价格稳定的核心因素。这一观念具有自我实现预言的性质，因为一旦银行认为一个社区的房价在下降，就会拒绝提供抵押贷款或home improvement loans，从而加剧这一地区房价下跌。因此，对于白人社区来说，一旦有黑人家庭入住，其他家庭会认为房价会很快下跌，因此急于在此之前将房屋卖掉。

  • 房产投机商（叫做panic peddlers）雇佣黑人在白人社区中活动，引发白人家庭的卖房情绪。甚至有人给居民支付一定报酬，希望他们卖掉房子。

  • 在1950年代早期，投机商利用了兴起的黑人中产阶级希望进入更好社区的趋势。当时城市社区的种族分割严重，黑人聚居在破败的黑人社区中。1948年的SHelley v. Kraemer的最高法判决使得黑人能够进入更好的社区。但主流的mortgage市场不借钱给黑人，因此黑人不得不支付高额的钱给投机商，有时甚至是房价的两三倍。在这种交易中，卖家往往保留房产证，直到借款全部还清。只要有一次偿付失败，房产就会被没收。这使得卖家非常有recoup的动机。

  • Federal Housing Admnistration FHA意外地加快了这一进程。FHA的成立初衷是保护借方免受mortgage insurance增加的损失，1960年代之后开始保护少数族裔的homeownership。FHA为黑人族群提供贷款，使其不需要利用不合理的贷款。但与此同时，投机商也从中获得资金，可以更大规模地进行交易。FHA的贷款还有一个意外后果：FHA的贷款使得Lenders不必担心违约问题，因此出现了大量违约的FHA贷款，这些违约影响了社区的房价。

  • 芝加哥的Saul Alinsky利用天主教会组织将居民组织起来，这些组织有很强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也对抗投机商。随着黑人移民越来越多，这些组织的重点从驱赶黑人逐步转变为组织白人离开城市社区。白人居民对黑人移民的愤怒主要与歧视性的贷款政策有关，随着黑人进入社区，白人也很难获得贷款。

  • 详尽地描述了社区重投资运动的第一次胜利：1971年一个波兰人和一个波多黎各人表示自己受到了贷款歧视；活动家Shel Trapp组织40名居民去银行闹事；银行领导答应允许一个委员会审查被拒的贷款申请，并捐献1000美元给社区组织。

  • 13个社区组成了Metropolitan Area Housing Alliance，与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的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要求公开local savings and loans的存贷情况。FHLBB起初不同意公开，但FHLBB的地方官员John Stipp在压力下公开了一项调查，显示芝加哥城区的社区构成了28%的存款，只得到了10%的贷款。

  • Shel Trapp与活动家Gail Cincotta合作，将运动推向全国，他们建立了National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要求FHLBB公开银行存贷数据。这一运动得到了参议员William Proxmire的支持，最终在1975年促成了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 Proxmire提出，这项法案是市场化的，通过信息公开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

  • Greenlining Campaigns: 居民发起抗争，撤回不合理的房贷，将贷款转到愿意合作的银行。以此类活动为基础，Proxmire又推动通过了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规定银行有义务满足所服务社区的信贷需求，还规定社区可以在金融机构兼并案时向决策机关提出抗议。

  • 金融机构对此类规定是不满的，与女性信贷运动的情况相似，这些机构认为拒绝黑人社区的贷款是处于信贷安全逻辑的考虑，金融机构不是社会福利组织。

  • 运动能成功的核心是引入了Disinvestment的概念，也就是金融机构将本社区获得的存款投入到其他领域的行为。这一概念削弱了金融机构对个体less creditworthy的考虑。这些活动家要求对自己所有的资产的完全支配的权利。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 并不是说，仅仅声言所有权，就自动使得借方和贷方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而且对存款的直接所有权，比典型的抵押贷款要更有力。
  • 在再投资运动中，活动家是在代表集体声言所有权，而女性运动都是个体。因此，在慈善VS契约的区别之外，还有一层个体VS集体的差别。“possessive collectivism”
  • 因此，这一分析并没有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 possessive collectivism排除了慈善逻辑，排除了交换逻辑。基于membership的逻辑，demand sharing。Ferguson 2015: 类似游牧部落的所有权。Somers 1996: 早期工业化中技艺的集体所有属性。自由主义对于所有权的个人主义想象本身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