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Garrido, M. Z. 2019. The patchwork city: class, space, and politics in Metro Mani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在2001年马尼拉的第三次桑托斯⼤道运动（Edsa 3）中，150万艾斯特拉达的⽀持者试图推翻对 艾的指控，使他重新成为总统，这⼀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城市贫民。作者试图理解，马尼拉的中 产阶级与城市贫民之间⽆法相互沟通的政治状态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的解释很简单，他认为马尼拉中产社区与贫民社区之间“散布”（interspersion）的状态，使 得中产阶级与城市贫民之间存在更多的⽇常接触；⽽城市的空间区隔使得这种接触不仅不能改善 阶级关系，反⽽加剧了阶级之间的敌视。空间区隔成为阶级区隔的符号边界，使得两种阶级具有 更强的阶级认同，类似于马克思说的“⾃在的阶级”到“⾃为的阶级”。
马尼拉贫民窟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先，菲律宾种族和地域情况复杂，战后初期进⼊马尼拉的移 民从⼀开始就形成了以种族或地域为基础的聚居点；其次，马尼拉的城市贫民有政治参与的传 统，70年代还曾与共产党合作，贫民借助长期共同⽣活经历和相似的⼯作环境，产⽣了⾼度的认 同感；第三，Ferdinand Marcos领导的新⾃由主义改⾰将马尼拉经济塑造为⾼度的服务型经济， 并且集中在相对⾼端的英⽂语⾳服务等⾏业，产⽣了⼀个较强的中产阶级，也使得贫民缺乏稳定 的⼯作机会⽽长期从事⾮正式⼯作，扩⼤了中产与贫民的差距。
马尼拉的中产社区为了隔绝犯罪和⾮法侵占，多半在本社区建门，这些门阻隔了公共交通，成为 中产与贫民之间符号性的边界；贫民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中产社区对⾃⼰的隔绝和歧视，并因此产 ⽣了⾃⼰必然会受到中产歧视的预期。
这种差别影响了两个阶级的政治观点。中产阶级⼀⽅⾯认为贫民是容易受政治家操纵的乌合之 众，⼀⽅⾯是⾃⼰为更具有道德和知识的群体，具有更强的政治合法性。⽽贫民认为Estrada是真 诚地关⼼贫民的政治家，⽽⾮利⽤贫民创造选票的政客。Estrada超越了贫民认为⾃⼰会被歧视的 期待；他的表演⽐阿罗约等⼈⾼明的地⽅在于不刻意，⽆法简化为某种策略，具有更⼤的说服 ⼒；贫民在贫民社区的互动强化了贫民对艾斯特拉达的共识。这种差别集中体现在Edsa 3运动 中，中产阶级通过媒体报道认为这是⼀次受⼈操控的运动，⽽贫民通过⾃⼰的参与强调这是⼈民 意志和⼒量的展现。
这本书虽然对马尼拉不同社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动的刻画，也对两个阶级的政治观点进⾏了深 ⼊的了解，但并没有成功建⽴起社区分布与政治观点的关系。作者在这⽅⾯的论证基本是靠概念 的修辞术来实现的，⽐如他说社区分割使城市贫民具有“对歧视的预期”，⽽艾斯特拉达的政治表 演超越了这种预期⽽使他深受贫民欢迎。作者所揭⽰的中产和贫民之间⽆法交流（Dissesus）的 状态，是不平等较为严重的社区的常态；⽽两者达成共识的状态才是需要解释的状态。从马克思 的《雾⽉⼗⼋⽇》开始，政治社会学家都在强调民粹政治家对底层城市贫民的操控能⼒，这种特 性似乎也不需要特别⾃觉的阶级认同才能实现。作者没有能够回答，马尼拉的城市⽣态究竟在多 ⼤程度上造成了中产与贫民的分化；换⾔之，如果马尼拉的城市⽣态完全不同，两个阶级的政治 ⾏动会因此有所差异吗？作者的⼤部分⽥野研究是在2014-16年进⾏的，恰恰在他结束⽥野之后不 久，杜特尔特就作为两个阶层都⽀持的民粹领袖上台。作者在结论部分只能将其归结为杜特尔特 采取的完全不同的竞选策略，却⽆法回避这⼀事实已经对他的论断提出了极⼤的挑战。 这本书并没有逃脱⽣态理论关于城市⽣态与动员政治的⼀般看法，反⽽因为不讨论政治动员，⽽ 不能像Gould的巴黎⼯运研究⼀样获得超越常识的洞见。城市研究到底能为政治研究贡献什么 呢？